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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到处都可看到旧的、革命前的心理一再出现。国外派别之间的争吵,以及它的冒充为机智的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放肆和冒充为严厉的原则性的、粗野的谩骂这些高明手法,——这种潮湿的迷雾有从时代的黑暗中升起的危险。好象又一次冲决了堤坝……洪水奔流,无数小旋涡旋转起来,浪花开始在水面上愉快地飞溅……的确,这是多么令人快慰的情景啊!这一切与当前极其严重的局势是多么相称啊!……

[2]……我们绝不想否定列宁在创立和发展“布尔什维主义”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也不想否定个人和个人恩怨在社会分裂的历史上总是起过不小的作用。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切政党常犯的幼稚病。但是,把一切都归咎于个人以及他们的反复无常、异想天开和自命不凡,那似乎也太过分了。

当然,在布尔什维主义最初产生时个人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对的。但在政党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争执和单纯个人中心的形成只是一种形式,然后生活逐渐往这种形式里注入比较不带个人成分的内容。首领们之间可以因任何事情争吵,但是围绕着他们的结合将按原素的化学亲和力进行;既然已经开始了的结晶过程将继续下去,那么,已经形成的随从、学派、听众,经过一段时间将会引导自己的首领前进。“导师”和“领袖”如果了解自己的地位,就应该记住梅菲斯托费尔的这句话:“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实际上是别人在推动你”……

[4—5]……当然,不能说这些首领的个人素质同意见分歧和组织分裂的发展“毫不相干”。但首领身上的这些素质接受听众的教育和培植的程度。大于这些素质本身决定全部听众的程度。正是自己人过分的崇拜和外人同佯过分的、故意引人注目的、夸大的蔑视和讥笑的态度,不能不使近乎病态的自尊心得到发展,这种自尊心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同时对微不足道的刺激却十分敏感。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首领,只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素质同其团体的心理一致,符合它的特殊需要。直到水融的程度。布尔什维克需要有权威的,哪怕是固执而笨拙的,但却绝对完整的、坚如磐石的“革命的正统派分子”;而孟维克却同样需要随机应变的、灵活的(那怕达到没有骨气、印象主义的程度)、“广泛实践主义”的辩护人。假如没有列宁和马尔托夫的话,那也要把他们臆造出来……

……当布尔什维克在第三届杜马选举前试图捍卫主义的立场时,列宁的改变态度以及他在这一个别问题上转向孟什维克方面,对他那一派来说当然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不愉快的消息……但不必用“领袖叛变”这一表面现象来给自己催眠;那就会意味着只触及表面而看不到更深刻的一致性。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之前,布尔什维克已经接受了一系列拒绝的前提;列宁在别人之前从这些前提中作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在布尔什维克执行或准备执行进攻策略的情况下保留的立场才有意义。但这一策略会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他们从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而群众性的工人战斗队形式在第三届杜马前几乎被他们完全取消了……那么,这时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个主义呢?当然,布尔什维克群众很难立即放弃这个习惯了的口号;这个口号挽救了革命精神的外表,却没有复活它的实质。布尔什维克群众只能慢慢地顺应第三届杜马及其党团。这种情况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要想使自己的派别“越过其发展的各个自然阶段”,直接达到最终目的,单靠列宁的全部个人影响是不够的。对于建立社会“党中央”问题的态度同样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大家谈得很多,大家期待着由似乎即将实现的列宁同普列汉诺犬的接近来解决。但是即使他们两人都热望接近而不是记住“两熊不同窝”这一谚语,也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如果现在就出现建立“中央”的巨大的可能性,那只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渡过了内部危机,经历了蜕变过程,从而向“中派”转移了(从前列宁用色调更鲜明的、纯俄语词“泥潭”来代替“中派”这一外来词)。

“最后通牒派”和“召”(我不提“造神说”,因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种语文学家革命同真正的革命没有多大关系),本来想逆流而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变。但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放弃把这种蜕变看怍是“列宁的阴谋”的观点。这是一个拙劣的论战手法,这科手法除了能蒙蔽那些滥用这些手法的本人以外,未必能蒙蔽其他任何人。研究布尔什维主义蜕变的深刻原因,可使社会人清楚地理解,主义的起消极作用的革命性,如果不同另一个战斗策略的起积极作用的革命性相联系,那它是毫无结果的。看来,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明确的认识;有的只是模糊不清的、本能的感觉。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被清除者”的宣言里以某些工人战斗队的腔调反映出来。但反映的是如此模糊不清、捉摸不定,以致列宁在自己的答复里嘲笑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如果召希望复活社会“”,那么.对他们来说,只是证明目前正式的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在反动的消沉时期在各种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徘徊,因而丧失了与非取消派孟什维克不同的一切主要之点,这是不够的。抓住策略的消极的革命精神这一面,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十分具体地弄清楚,他们的积极的革命精神是什么,他们应当提出什么佯的具体的战斗行动路线。否则,他们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来自召阵营的“对现代俄国社会政治原理的批评”(我们要在下面《劳动旗帜》上予以刊登),也是布尔什维主义危机引人注目的征兆。文章的作者尼·哈利从前在《无产者报》上写过文章,就其世界观的出发点来说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半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而另一半是工团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在自己的机关报上登载这篇文章,第一,是因为在一些策略问题上,文章的观点符合我们的观点;第二,是因为这篇不无意义的文章未必能指望登载在社会报界现有的派别机关刊物上。但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在其错误方面也有教育意义,关于这些错误我们现在要稍微谈一谈。

[6]……不难理解,一些不象样子的丑事(第三届杜马常常是这些丑事的舞台),曾经不止一次迫使反对派——其中甚至还有立宪!——退出会议大厅以示抗议。毫不奇怪,工人阶级中由于服从党的纪律才投杜马选票的、不那么有耐性的那部分人,不满足于这种象征性的抗议。就影响来说,因为多次重复这些抗议并未产生任何效果。召集中了这种情绪,要用真正的退出杜马来代替象征性的退出,要用完成体来代替多次体,并且认为,从一个门出去马上又从另一个门进来是过于天真、同严重的形势极不相符的举动。

为了驳斥召这个最具“王牌性的”理由,即指出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列宁和他的拥护者,按照自己的习惯登上了革命辞藻的最高峰。对超革命精神来说,贵族杜马的反动性算得了什么?世界上一切议会都是反动的,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持这种超革命观点的盖得曾经说到这种程度,他宣布,不管国家政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对无产者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9]……然而,议会制这个大而复杂的问题同第三届国家杜马问题关系不大,因为不管社会的反召和反派在自己理论的奥林匹斯山上爬得多么高,我们的杜马与最坏的资产阶级国会之间的距离,甚至从最美好的远方看,也不是小到可以不受惩罚地予以忽视的。所有这些结果只能有一个:不仅搞乱了如何对待俄国的国家杜马的问题,而且也搞乱了关于议会制的整个问题。这种混乱是随着布尔什维主义危饥而来的特有现象之一。如果要揭发某些召回主义者“工团主义的”罪状,可以要多少有多少,而且还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原罪”必须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根子上找。布尔什维主义原理的逻辑指使布尔什维主义犯下这个罪孽;当布尔什维主义登上了“反正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样的革命精神的顶峰后,试图摆脱社会被第三届杜马俘虏的可悲处境时,它就不能不犯下罪孽。可惜,这里尽力想跟着先前的导师亦步亦趋的还有许多召分子。不过他们自己因此就在削弱他们“对现代俄国社会政治原理的批评”的矛盾中迷失方向。